一次鲜为人知的青帮访日之行
撰文：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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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件：东北青帮（在东北，通常被称为“在家里”，以下行文除史料用语外，统称“青帮”）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关于这次访问，据笔者所知，至今尚无一位中外学者论及，出版于1933年的利部一郎的《满州国家理教》是唯一一部关于该事件的公开记录。
青帮代表团纪念摄影。出处：利部一郎《满州国家理教》（泰山房，1933）。
青帮代表团成员10名，随员4名，加上3名作为向导的日本人，共计17名。《满州国家理教》一书具体记录了代表团成员名单：
1、代表名单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21字辈，48岁）、王兆庥（21字辈，55岁）、张新甫（21字辈，44岁）、祖宪庭（22字辈，48岁）、林庆臣（23字辈，54岁）。
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21字辈，60岁）、常玉清（22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22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22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22字辈，55岁）。
2、随行人员名单
吴泰淳（新京）、郝俊和（营口）、姜国本（关东州金州）、评世信（奉天）。
3、向导人员名单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
一行6月28日从沈阳出发，途经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7月1日抵达东京。
青帮访日团抵达日本后，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先后参拜了作为日本帝国象征的明治神宫、靖国神社、横须贺军港以及庆应义塾大学。代表团访日期间有两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一次是7月3日在东京会馆召开的由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文部省和拓务省联合主持的欢迎会，出席欢迎会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等6人，陆军省次官柳川等14人，海军省次官藤田等12人，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拓务省次官河田等3人，此外还有学者、宗教家、财界人士、官僚以及伪满州国（以下均作“满州国”）驻日公使等，共计40人。日本著名“支那学“创始人白鸟库吉亦在其中。白鸟是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学的创始人，堪称“支那通”，他何以会出席欢迎青帮访日团的招待会？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个中的原委。
在家里代表团招待宴会。出处：利部一郎前揭书。
7月4日和5日，在位于东京芝区的增上寺，连续举行了两场关于青帮/在家里的研究会。参加者除访日团一行17人外，还有参加前一天欢迎会的白鸟库吉、加藤玄智、常盘大定、小柳司气太、姉崎正治、笕克彦、陆军省参谋本部职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研究会在青帮代表演示完仪式后，以日方与会者和青帮代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研讨。最后，神道学家加藤玄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家理教乃一自力宗教，别异于在理教他力宗教，寻根究底，源于禅宗自力教也。”
众所周知，在清代历史上，青帮通常被作为“反社会”的组织而屡遭禁止。进入民国后，其社会声誉更是不佳。因此，在“满州国”成立后一年多，青帮也未能获得殖民权力的承认，从而无法作为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何以青帮能够作为“满州国”代表出访日本，并成为日本帝国政府的座上宾呢？日本方面又是出于何种动机来策划此次访问的呢？本文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多年来收集的资料，试图对该问题作一番初步考察，兼论近年广为讨论的帝国“学知”问题。
关于青帮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而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来往于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中的组织。清代咸丰年间漕运废止后，水手间的结拜形式随着水手的移动而传到各地，天津和上海是近代青帮最为活跃的两个城市。
和内地一样，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摹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前二十四辈”最后四字为“大”、“通”、“悟”、“学”，“后二十四辈”最初四字为“万”、“象”、“依”、“归”。不同辈分青帮成员分别属于“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
1934年1月，关东军第14师团参谋部根据青帮文书《学道须知》，并参考黑龙江军参谋处长于治功、龙江大戏院老板王海楼等口述，编辑了名为“关于黑龙江省内在家里”小册子，书中将青帮特征概括为五点：第一、青帮的组织。青帮是以相互扶助为目之组织，彼此之间为父子兄弟关系。在北方称“在家里”，在南方叫“青帮”。青帮成员上有大臣，下有马贼，整个中国约有一千万信徒，“满洲”有百万人，黑龙江省则在二十万人。历史上，孙中山、蒋介石均得到过青帮支持。第二、青帮的起源。作为临济宗一派，青帮在明代由罗正清所创，弟子中有翁德慧、钱德正、潘德林等所谓“三祖”，三人在清康熙4年（1648）基于相互扶助精神创立安清帮。安清帮以运河水夫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降，随着铁道、汽船所到之处而不断伸展势力。第三、青帮的仪式。入会式分小香堂、大香堂，大香堂仪式正式，比小香堂复杂。入会之际，祭拜“天地君亲师”及“三祖”牌位，入会者将自己的简历呈给引导师，引导师将其交给本命师。第四、青帮的规矩。青帮为强固自身组织，设立十大帮规、十大禁止，内容为秉持儒教仁、义、礼、智、信，不欺师灭祖，同门互助，不抢劫和淫乱，不将组织内部秘密外泄他人，等等。第五、青帮的习惯。初次见面和互相介绍时须用隐语和暗号。
青帮是何时出现在东北的呢？我们没有青帮方面留下的记载，只能借助日方的观察来简单予以追溯。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参谋部调查资料里有如下一节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左右，海上有汽船航行，陆地有列车疾驶。在家里势力侵入支那（原文如此—引者，以下同）沿岸各港口，进而沿铁道侵入内地。在满州东面，从安东沿鸭绿江上行，深入山林地带；在西面，从营口沿辽河而行，深入其流域；另外，从大连沿铁道至哈尔滨，再从那里沿松花江和北满铁道，深入西伯利亚、沿海各州。正如右文所显示的，其势力现已到无法消灭之地步。
此外，协和会编辑的《在家里调查报告书》对东北青帮历史有如下记载：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于公田（杭三，悟字辈）在安东招收弟子，扩大组织。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吴鹏举（兴武四，大字辈）在大连活动。1920年（民国九年）以后，华北青帮大字辈著名人物王连三（兴武六）、党金源（杭三）、厉大森（嘉海卫）、王约瑟（嘉白）、曹幼珊（江淮四）等纷纷在东北各地开设香堂，广招弟子。“满州国国务院”一份稍早的资料证明协和会的上述记述所言不虚：
满洲家里系统复杂：既有从京津地方传来的，也有随山东移民而来的，还有伴随南方娼妓业传入的，其会员几乎遍布所有阶级，具有相当之潜在势力。
以上数据都涉及到了东北移民与青帮之关系。17世纪满清征服中国后，为了防止满族发祥地的“汉化”，颁布“封禁”政策，禁止汉人迁徙关外。但是，由于东北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华北移居而来的汉人源源不断，人口不断增长。进入民国后，汉人人口业已占全东北总人口的九成。
伴随汉人的移入，青帮也在东北落地生根。东北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华北地区（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等）。其时，“山东省毎年人口增加约四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二被迫前往他省打工。此外，直隶省的情况不甚了了。毎年从他省移居满蒙的劳动者总数约为四十至四十五万人，其中留在东北的有七成以上，约为三十万人左右。”1927年11月，驻沈阳日本领事馆报告称：“近来自山东、直隶方面移入者明显增加，不单数目在增，选择永住的益众。”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内地前往东北的移民才始告中止。
对东北青帮颇为熟悉的末光高峰（义）认为，“闻目下满州之家里近百万人，仅大连一地即有二十三万人，正确数字无从知矣。”在家里在东北南部的大连、营口、安东等港湾地带活动最盛，“不入在家里，则一无可为。至安东满州人，九成自称在家里。”“北满州之哈尔宾（原文如此—引者），在家里较奉天、新京更盛。在家里遍及东支铁路在线之满州人、巡警、警备军人、以松花江为中心的船运工人、以及其他所有阶级中，实际上，其数目为几何、渗透于何处，其详情不得而知。”可见，以东北交通沿线和城市为中心，随着移民社会的形成，青帮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1931年，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文将要谈到，面对突然的政治巨变，一些青帮头目迎合关东军，自称是信奉佛教的组织。青帮的政治姿态正中关东军下怀，关东军为了将青帮纳入殖民政治秩序里，十分关注其动向。11月10日，以“满州青年连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为中心的东北日本人团体，在奉天（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该组织的理论纲领为《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其中对宗教结社和“秘密结社”作了如下评论：
支那因社会存在缺陷而衍生出肿块，如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即是。误以为此类（结社）均为自治机关，业已带来种种弊端，此乃日本人易陷之谬见也。盖此类结社决非真正之自治机关，古已有之者，保甲制度与清乡制度也。
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否定了青帮、红卍字会、大刀会等结社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保甲制度的社会意义。于汉冲在上任“自治指导部”部长之前，曾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至打破旧有陋习，亦应持渐进主义，”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民间结社。
担任“自治指导部”顾问的橘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东北社会的特质是大部分属于封建的农村社会，在此应该适用的自治原则是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宗族制度、土地庙制度等血缘、地缘团体，而在城市，应该按照同业工会及其他宗教团体的实态，完全保障人民的生活。橘朴被鲁迅称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人，他在论述东北社会时只字不提青帮，显然视青帮为中国社会周边性之存在。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巧妙地改变其反社会性质并使其成为支持统治、对抗农村与城市中左翼势力的力量，为此需要重新组织和训练之。”亦即，对青帮的利用需建立在改造青帮的基础上。
东北青帮是按照怎样的原理组合的呢？其内部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对此，末光作了如下分析：
现下，在家里之精神依阶级而不同，完全没有统一。不仅如此，组织上均按地域分，各有若干师傅与徒弟，即便彼此互相勾结，二者之间亦无特别联系。尤有甚者，师傅住上海、天津、满州，而徒弟辈在新京、奉天、大连，抑或他地，或师傅所在地。（中略）现住北平之王约瑟，乃张作霖生前之私人顾问，在奉天拥有极大之势力，属第二十辈，为满州在家里最高辈份。其徒弟有杨宇霆、张宗昌、冯谏民。然若谓今日满州第二十一辈皆为王约瑟儿子辈，未必尽然。青帮之中尚有上海系统、青岛系统与天津系统之分，人们甚至连其系统亦无法弄清。
这里，末光鉴于“满州国”成立初期，各地青帮竞相迎合伪满政权而出现的混乱局面，强调应该对青帮进行整合。末光提到东北青帮的系统，指出大部分来自天津、山东和上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末光提到的王约瑟是山东省铎县人，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在东北也有很多徒子徒孙。1934年，王约瑟访问吉林省，以从事佛教活动为幌子，试图加强关外与关内青帮联系，因而被国民政府视为日本特务。确实，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王约瑟的青帮网络协助了日军对华北的统治。在天津系统的青帮中，自称“满州国在家里总代表”的冯谏民（亦名冯竞欧）曾在张作霖部队任陆军少将。末光没有具体提到上海系统的青帮人物是谁，前述协和会数据中出现的曹幼珊系山东省出身，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曹幼珊在1934年1月初曾秘密访问东北，和长春、沈阳、哈尔滨的青帮头目会面，“在每次集会上，他都详细地介绍家里教的由来及其与青帮之关系，宣讲教理与仪式的精髓，强调南支（中国南部—引者）青帮与满州国在家里应互通声气、团结一致、弘扬义气。”曹在两地青帮中颇有影响，试图沟通二者，其背后可能暗藏着某种政治意图，这从曹幼珊弟子常玉青可以窥见一斑。
常玉青是活跃于大连的青帮人物，生于江苏北部，据说是满族旗人，通字辈，曾为上海日本棉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常玉青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的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人员暗杀。常见状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在大连，常玉青一住就是五年多，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其在大连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作为青帮访日团一员，常玉清曾在日本人面前不无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引者）之时，鄙人为日军拼命工作，为此同志一人被暗杀，鄙人则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增上寺家里研究会。出处：利部一郎前揭书。
战后常玉清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出处：上海市历史档案馆藏。
至于末光提到的青岛系统的青帮，目前尚缺乏验证数据。一般说来，在东北，山东出身的青帮人数众多，其中杂有青岛系青帮应是不难推想之事。
以上，本文考察了末光所言及的东北青帮的情况，末光的观察固然很重要，但还不能说它反应了整个东北青帮的实际情况。例如，齐齐哈尔青帮头目刘少恩和丁贵升是“通字辈”，属于“兴武六帮”，分别经营剧场和妓院。日方的调查称：”在满州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者）前，刘少恩与丁贵升二人从上海请来师傅窦长清，接受其指导。窦于昭和六年（1931年—引者）十二月回江苏省扬州探亲后不知所向。”为了利用青帮人际网络，两人特地从扬州请来师傅。21字辈王殿臣（58岁）生于江苏省扬州府江都县，清末举人，18岁时参加青帮，37岁到东北，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充任税警、家庭教师。末光没有言及访问团成员王兆庥，据说包括再传弟子，王有1千名弟子，直系弟子以地区看分别是江苏21名、天津212名、北京24名、奉天94名。
青帮在东北的影响力主要在城市，成员来自各个阶层，其著名人物大多为退伍军人、失意政客、流氓头子、商人等，一般成员多为商贩、工人、军警。据末光调查，大连“东亚佛教会”成立时，会长柳成名（大连马车工会会长）、副会长刘神致（从事鸦片贩卖）、刑顺亭（经营房屋出租）、尹天纯（福昌华工公司苦力头目）、王宝春（人力车收容所头目、经营饮食业）等主要成员皆从商。虽然青帮著名人物在当地可称头面人物，政界出身者亦不在少数，但青帮从未作为社会团体得到军阀政权的承认。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日本人组织颇为活跃。“满州青年同盟”、“大雄峰会”和以橘朴为主笔的《满蒙评论》杂志应关东军要求，积极为日本占领东北寻找意识形态根据。山室信一指出：“他们的积极参加成为建国的巨大推动力，在此，他们编织出善政主义、民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亚洲复兴、人类解放等各色梦想，将其作为满州国的建国理念提了出来。”1933年3月，沈阳成立了以酒井荣藏为首的“大满州国正义团”。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向东北各地发展、扩大组织，一时间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后来，在伪满“基于一国一党主义，统一教化团体”的旨趣下，“大满州国正义团”被“满州国协和会”兼并吸收。“大满州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代表祖宪庭、长春代表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青帮建立了“合作关系”。时人泷泽俊亮在《满州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二年（1933年—引者），为了满州国正义团整合全满同志之需要，冯谏民从奉天出发，奔走于各地主要都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新加入的会员为数不少。”在“大满州国正义团”成立大会上，冯谏民的祝辞道出了青帮与“大满州国正义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今日入门之日本人、满州人，齐聚一堂，谨守家里之道。”等家里崇尚师徒如父子、同参若手足。古语曰：远亲不如近邻。吾等黄种同胞，本如手足，有若满人同参因缘之深者乎。
所谓“合作关系”，其实是“大满州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其成员加入青帮不过是加强吸收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出于这种关系，数月之后，“大满州国正义团”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日方数据记载道：
日本方面，鹫野（应为“鹫崎”—引者，以下同）研太、平野武七郎（应为“平野武七”）、宫地（久卫）大佐等游说陆军省和关东军，声称标榜彻底的皇室中心主义，在获得满州政府承认之后，将全满在家里教徒二百五十万人结为一团，与大日本正义（团）连为一体，提倡大同团结，组织清静兴民同志会，颁布主义纲领，抛弃以往之秘密活动，以公认结社现身社会。
鹫崎研太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治安警察部门。平野武七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宫地久卫从骑兵第一连队长退伍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特殊部落民的融合事业”，“去岁，受军部方面委托，调查我国特殊部落民能否向满州移民之问题。岁末渡满期间，知满州支那人中有类似宗教结社。特殊民移居满州后，是否遭致土著民歧视，此番为探求土著民之态度，利用再次渡满之机，调查在家里。”可见，宫地为了了解青帮组织而结识了鹫崎和平野，而后二人通过宫地游说关东军，终于得到伪满政府许可，结成了“清静兴民同志会”之青帮组织。青帮与“大满州国正义团”合并后，“大满州国正义团”得以伸展势力。与此同时，冯谏民等青帮重要人物也试图借助日本人力量扩大组织。泷泽俊亮在《满州的街村信仰》中指出：“大同2年（1933）冯谏民因统摄整个满州同志之满州国正义团组织之故，从奉天到各地主要都市，均受到热烈欢迎，因此招收不少新会员。”
除“大满州国正义团”之外，日本大本教也积极向青帮靠近。大本教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新兴宗教之一，由“教主”出口すみ子创设。后来，王仁三郎入赘出口家，成为次于“教主”、负实际责任的“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任教祖后，一改大本教保守复古的姿态，提出参与时政，改造社会的主张，为此以“不敬罪”，遭到政府的弹压。关于大本教与青帮之关系，前引泷泽俊亮《满州的街村信仰》称：“尤为重要者，大本教人类爱善会与家里教均以天之御中主神为始祖，颇动众心，入门者一时骤增。”在青帮代表团访日之际，“其代表及随员中，滨江警务司令部咨议鲁宾化及律师张庆禄特地访问绫部（大本教）之本部。”需要指出的是，泷泽虽为当时人，但他书中所列举的鲁宾化和张庆禄之名并不见诸青帮代表团成员名单。张庆禄的“张”和赵庆禄之“赵”日语读音相同，疑为笔误。鲁宾化其人不详，可能也是吕万滨之讹，因为“鲁”与“吕”在日语中发音相同。青帮代表团即将访日时，末光在一篇文章中称：“冯谏民一行入哈尔宾，当地在家里代表闻冯谏民欲去日本，要求哈尔宾代表亦能加入同行，后定冯师直系滨江警备司令部咨议鲁宾氏与他系律师庆禄等二名渡日。”这里的鲁宾和庆禄，即前述之鲁宾化与张庆禄。
人们也许会奇怪，青帮何以会与大本教有瓜葛？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此事要追溯到出口王仁三郎的蒙古之行。1923年，还在“保释”中的出口王仁三郎接触到为慰问“关东大地震”而访日的红卍字会而对中国发生兴趣，试图在“满蒙”建立大本教宗教王国，其后，他与曾经参与孙中山革命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者相互利用。出口王仁三郎在其第一次访问中国东北时，通过大本教信徒和沈阳青帮发生了联系。据出口王仁三郎的孙子出口京太郎撰写的《巨人出口王仁三郎》称，1924年2月中旬，出口王仁三郎“夜至奉天，投宿悦来栈，与祖宪延会。”这里的“祖宪延”系“祖宪庭”之误。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延长线上，1932年1月大本教与“含有禅、儒之安清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因此，青帮访日团在7月7日夜晚受到在东京的大本教外围团体“人类爱善会”的招待，也就不足为怪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积极推进占领东北的计划的同时，开始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整合在其殖民统治的秩序之中。“满州国”意识形态“五族协和”积极鼓吹者橘朴对青帮的看法与上述东北日本人团体略为不同，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愿向当局建议，正如上海共同租界所实行的对策一样，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组织，既可为（制定）控制劳动者政策奠定基石，又有助于制定对付盗匪（包括流氓）之对策。”与橘朴的意见相反，末光虽然承认青帮具有反社会、反体制的性格，却高度评价1933年后在“满州国”统治下青帮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可“将在家里改组为政党”，他在文章中写道：
尤为要者，在家里非仅存于满州之秘密结社，乃遍布于支那全国之民族性结社也。迄今为止，在家里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常展示其巨大之潜在力量。基于其以往之历史，对行王道政治之满州国而言，诚为最重大之问题。以王道政治驯化在家里，不仅合乎王道政治，大言之，亦可统一支那全国大众。
末光发表在《满洲评论》上的其他文章也高度评价了青帮的作用。“此一秘密结社青帮在家里，于满洲突然公开声明其社会作用，至其组成统一、合法之结社并开始活动，应密切监视其动向，正确理解其精神，实施相应对策，对新兴满洲国而言，此事实为最重要之问题。”末光的认识与正在摸索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关东军指导部的想法完全一致，关东厅警务局长对于青帮访日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论。
在家里（家里又曰在里）乃支那以宗教信仰结合之秘密结社，有严格戒律约束帮员，于提升个人之余，帮员共存互助，各阶级中皆有众多帮员，为社会上一大潜在势力。军部及其他与满洲有关人等，多有利用家里维持满州国内治安、普及满州建国精神者。本于此，此番促成满州在家里代表访日、考察日本各处、与在家里研究者会面，籍此使若辈知日本援助满州国之所在，期以将来日满提携。
显然，日方组织青帮访日团旨在促进“日满提携”，其具体政策为：第一、利用青帮作为宣传机关。纠合东北各地青帮成立联合总会，指导教化帮员。第二、将青帮作为民众的自治互助组织，整合劳动者，使其成为地方保甲中坚，从事社会改良，揭发“反满分子”，进而展开对“支那本土”工作。
对此，青帮首领积极响应日本人团体，强调青帮传统与“王道政治”理念的共同之处。冯谏民说道：“本来我满州国即我家里之源流，我满州国执政即我家里之旧主人。对满州国竭尽忠诚乃我安清家里之根本所在。”“本来日本帝国与满州国系唇齿相依之关系，须臾不可分离。友邦皇军拯救我等满州国人生命，扫除邪恶军阀，赶走不良政府，以我旧主人行仁慈博爱，使之执我满州国政治。”不仅如此，冯还将青帮“十大帮规”改为迎合“满州国”统治之“六条帮规”：孝顺父母、尊敬士兵、和睦乡里、教育子孙、安于生活、不做坏事。
促使青帮访日团成行的是前揭宫地久卫。宫地受陆军次官柳川中将之命，“专门从事特殊部落民融合事业”。1933年4月10日，宫地从东京出发去中国东北，5月7日归国，将考察结果编为“北满在家里”小册子，呈报陆军次官、内务省社会局局长等。5月14日，宫地访问神道研究权威、帝国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玄智，展示青帮典籍《三庵全集》、《三庵宝鉴》及末光高义着《支那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等三书，请其检验在家里/青帮性质。加藤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观点，认为在家里/青帮系禅宗之一派，“观满州国之现状，鉴于无学文盲且迷信甚多之国民，值此过渡之期，与法律规训相比，宗教指导者尤为重要”，支持宫地策划之青帮访日团，并且将东洋史权威白鸟库吉介绍给宫地。
此外，青帮访日团3日出席晚餐会，4、5日在增上寺召开研究会，6日以降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赴横须贺海军基地与庆应义塾。十天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7月11日，青帮访日团被勒令解散。何以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场后，竟如此匆匆收场？关于其中原由，关东厅警务局长事后的说明透露出了一点信息：
其间，一行之吉井清春籍机行沽名钓誉之事，而鹫崎、平野等暗自挪用关东军支付之经费约一千五百元事发。十一日，突然命令一行解散。吉井除名，一行不得于东京自由行动。
仅仅从这段文字看的话，青帮访日团的解散似乎事出偶然。但是，从下面一段引文中不难发现真正原因并不在此：
据陆海军方面消息，该方面决定不承认在理（指青帮—引者），意欲弹压之，真相不明也。虽然，彼仍以宗教之力结成团体、继续活动。
与关东军的青帮政策不同，陆军和海军方面开始讨论如何弹压青帮。陆海军省代表在一周前还举办青帮欢迎晚宴，何以转而要弹压青帮呢？前述关东厅警务局长表示“此次未能按计划结束访日，被一部分不良商人利用，不能不忧其将来必遗留相当之祸根。”
此外，围绕青帮代表团访日，关东军与外务省之间也出现意见龃龉，关东厅警务局长对于青帮访问团写道：
支那在家里（家里又称在里）是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结成的一种秘密结社，帮员之间有严格的戒律，推动个人向上同时，实行帮员之间共存互助。通过各个阶级，拥有众多帮员，在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在军部和其他满洲之相关人员中，以往有以在家里来维持满洲国内治安及普及建国精神之意见。此次，为实行之，促使在满在家里代表访日，视察日本各地，与在家里研究者见面，以期使之知道日本援助满洲国，以有利于日满人的提携和联合。
也即，关东军认为可以借助青帮代表团访日，与日本青帮研究者交流，通过参观日本各地，而有利于日本和伪满的合作。至于通过青帮如何促进日本与伪满之提携，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1）作为宣传机关利用之。纠合满州各派阀，组织联合总会，在其中央设立统制机关，指导教化帮员。（2）把在家里变为援助民众自治的机关，统制劳动者，使其成为保甲组织的中坚，进行社会改良，揭发反满分子，以及展开对中国的秘密工作。
对于关东军的做法也出现了反对意见。青帮访日团出发前，日本驻牛庄领事荒川充雄在致“全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的信中写道：
此次，在军部怂恿之下，派遣七名全满各地家里教代表去内地（指日本—引者）考察。其中哈尔宾二名（胜、张）、新京一名（卢）、奉天三名（冯、王、常）、营口一名（郝）。该代表等特来营口，向营口约二万同志报告此事，名单见附件。该代表人等携海军司令官小林之介绍信访问宪兵分队，希冀得助。同夜八时许，于营口硝矿局楞严寺（付属地外）集合同志百余名，报告此事，要求得到赞同。本月四日，该代表等于新京集合，领取军部所发包括旅费在内之所有盘缠，称准备正式渡日。军部利用此等教徒旨在使全满二百万该教徒独立，以便与南方之家里对抗。
荒川对军部利用青帮一事提出了间接批评。他继续写道：“郝相臣原系总商会会长，又为红卍字会首脑，在营口颇有势力。以往回营口时，实业家之来访频繁，此次该代表以家里教代表回营，商民闻知，皆敬而远之，无一人来访。”荒川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被接纳。
代表团解散后，分三批分别回国。15日，郝相臣从东京出发，经朝鲜最早回国。接着，冯谏民等6人（包括杨宇山和张新甫）在“不良邦人”吉村智正的陪同下，乘列车于7月16日下午9时40分到达下关，10时30分乘船抵釜山，回国。其他代表则改换身份，分别自称“奉天圣道理善研究总会长”祖宪庭、“奉天在理教领正”林庆臣、“新京在理教领正”吕万滨、“哈尔滨世界慈善会联合会名誉会长”赵庆禄、“奉天私立学校长”王兆庥、“新京建筑请负业”常玉清等，于13日下午5时20分抵达京都龟冈，访问大本教本部，行程如下：
13日，抵龟冈，与出口王仁三郎欢谈。
14日，上午往绫部，访大本本部。下午返龟冈。
15日，上午往京都，人类爱善会会长出口宇知磨前来迎接。访问第十六师团，参拜桃山御陵。于同志社新岛会馆与记者午饭。午后，往御所参拜二条离宫。参观同志社大学、名胜。下榻吉冈旅馆。
16日，于京都车站乘列车往大阪，上午8时32分抵大阪站。皇道大本人类爱善会大阪联合会会员、大日本正义团团员前来迎接。上午访问第四师团司令部，参观大阪城。下午参观大阪朝日新闻社、大阪毎日新闻社。出席人类爱善会招待晚宴，8时46分乘列车由大阪往下关。
关于青帮代表对大本教本部的访问，1999年6月，笔者在龟冈市天恩乡大本教资料馆发现了6张照片，从中可知青帮访日团中有5人于7月11日晨访问了绫部的大本教亚洲本部，13日访问龟冈。6张照片中有1张是大本教教主出口すみ子和教祖出口王仁三郎与5位“满洲人”合影。从照片傍注文字看，5人同时拥有在理会（教）与青帮的二重身分。前引利部一郎《满州国家理教》书中附有青帮访日团一行的集体合影，两相比照，可知5人分别是祖宪庭、林庆臣、吕万滨、常玉清和赵庆禄。此外，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还查阅到地方警察暗地跟踪青帮访日团如下记录：祖宪庭、王兆庥、常玉清、吕万滨、林庆臣、赵庆禄等6名及随员8名，一行共14人于13日至16日访问了大本教的本部龟冈和绫部。
前排左一常玉清、左三吕万滨。中祖宪庭。右二林庆臣、右三赵庆禄。大本资料研钻室藏。
力促青帮访日的宫地久卫将访日目的定位为：与研究该教的人会面，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学习日本精神；观摩日本文化。后两点姑且不论，第一点显然没有实现。“不良邦人”之一鹫崎后来的情况不明，吉村回到中国后，与新京（长春）青帮继续联系和活动。平野武七是青帮会员，自开香堂，拜访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尝试将青帮与纳入“满洲国”政治整合中。宫地则编辑介绍青帮访日小册子，向各方散发。至于青帮代表团访日后的情况，大体可知如下情形。
1934年1月20日，冯谏民等为了整合青帮与在理教，在奉天工业地区善理公所开设香堂。事前冯将题为《满州国家理教》小册子送往各官厅，余下9千部四处散发。据《满州国家理教》，青帮包括指导部在内共设八个机构，委员长为冯谏民，委员有郝相臣、周维新、王少源、吉村智正等。冯谏民青帮势力原本在奉天一带，以此为契机，在齐齐哈尔设立家里同志会，在佳木斯设三义堂，在奉天设立家里研究会，扩大了自身的青帮关系网。
在哈尔滨，赵庆禄开设“大满州国家里同志会北满总会”，试图整合北满青帮组织。关于该会设立时间有二说。一说为1933年9月，根据大谷湖峰“宗教调查报告书”，该会有正式会员30名，信徒1万人。但是，该会因为没有得到“满州国”合法团体的认定，没有令人瞩目的活动。另一说为该会设立时间在1934年3月18日，该日在哈尔滨道外北五道街商务会聚集500余名信众，成立“满州国家里同志会北满总会”筹备所，干事长为马宗达，干事为平野武七等8人，而实际担任会务的是以会长赵庆禄为中心的筹备委员会。
1934年4月5日，青帮在新京东四条大街“集善堂”设置事务所，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筹备会委员长为吕万滨，委员有苑荣臣等34名，其中，“满州国”官吏张宾（监察院）和钱启承（交通部）也列名其间。该会宗旨：“信奉佛教，修养身心，展开慈善事业，进而，基于王道主义而实现日满亲善，建设乐土”。筹备委员会以吕万滨为中心设立九个机构，准备与大连青帮干部常玉清联合。新京青帮干部围绕成立委员会出现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家理教应一如既往保持秘密结社样态，一种意见认为应持公开主义”。1934年3月15日，青帮大老彭综宗从天津赶来进行调解，未果。最后，名为“达磨清净佛教会”组织成立，但没有多少令人关注的活动。
这一时期，各地青帮因争先迎合“满州国”而暴露出其组织的弱点。新京吕万滨一派与奉天冯谏民一派发生激烈对立，各认为“我等系在家里北京直系”，互不相让。其后，吕在没有得到冯谏民同意前提下将其名字列入“满州国大满州国在家里同志会”，对此，冯谏民发表声明以示抗议。
由于青帮存在上述问题，日本人团体的青帮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对此，末光指出：结果，因为意欲利用在家里，出现如大本、协和会、正义团以及其他组织，设立会名为满州国清静兴民同志会、兴亚大同义会、大满州国家里同志会，而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缺乏明确理念，各行其事。也即，各地日本人团体或个人各自为政，原本即缺少联系的各地青帮组织因意见对立而关系更加松散了。
另外，发生了一起蹊跷的事件，即，访日团成员郝相臣抛弃庞大的家产“逃亡”事件。关于该事件，日本驻营口和奉天领事分别留下了相关记述。郝相臣原为张学良直系，“九·一八事变”后，出于“不遇之位置”，向实业部哀求，得以免于被没收“逆产”。其后，自称青帮第二十二代，借助与宫地之关系，逐渐活跃起来。1934年3月下旬，蒋介石蓝衣社通过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王约瑟，5月下旬派若干干部到东北，试图借助冯谏民和郝相臣等收集情报，郝相臣等主要成员因此而被置于“满州国”警察的监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郝相臣借口出席17日在北京召开的红卍字会会议，于8日抵达北京。两天后，郝家人（妻儿5人）也悄悄来到北京，“据说感到有卷入某事件之嫌疑而受到官宪监视之危险，以永住北平为目的而逃跑。”
与营口领事的报告稍微不同，奉天领事报告认为郝相臣访日归来后，热心宣传该教，同年十月后，改变以往态度，专注于伸张自身势力，在发行《满洲在家里》小册子时，要求以自己的名字发行，被宫地陆军大佐所拒绝，进而向关东军中伤该大佐及冯谏民、吉村智正等，因此，郝成为监视目标。冯谏民和吉村智正派遣随同访日的姜国本到营口，令其在营口监视郝，随后又担心姜被收买，将姜叫回沈阳。
综合上述二说，可以作以下推测，即大约在3月，以青帮王约瑟访问东北为端，冯谏民和郝相臣被宪兵队所怀疑，冯谏民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秘密工作而解开了被怀疑的嫌疑，将宪兵队特务姜国本派到郝相臣处，姜国本没有从郝相臣处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正如前述牛庄领事荒川充雄的信所说，自从郝宣称是青帮身份后，被营口地方有影响的人所避而远之。这种情形在访日归来后仍然持续。为守住家产而与日本人为伍的郝相臣，最后为了身家安全而不得不放弃家产，郝及其家人是否真的从宪兵的监视下逃脱，不明。
1936年以降，“满州国”打出抑止青帮的政策，青帮成员要想在“在家里”名义下活动已然不能。在此情景下，来往于大连和长春的常玉清，以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契机，于1937年12月回到上海，与日本大陆浪人组织黄道会，专门暗杀进行抗日的爱国人士。1938年，常玉清在南京成立安清同盟会。1946年5月，常玉清被国民政府以汉奸奸罪处以死刑，起诉书中，关于常在东北的经历只字未提。
以上，本文以鲜为人知的青帮代表团访日为切入口，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爬梳，勾勒了日本殖民者与青帮关系的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青帮代表团访问日本这出闹剧的上演决非偶然，而是导演和演员默契配合的结果。
这出闹剧的导演无疑是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和关东军。在军事占领东北后，关东军急欲为其扶植的伪满州国寻找社会支持。于是，在一些日本人团体的鼓动下，青帮成为日方利用的资源。自清末以来，日本对青帮不乏深入了解，但是，这些看法根本没有反应在关东军指导部的政策里，相反，由于有末光高义这样的“秘密结社”专家的鼓吹，关东军误认为青帮是东北最大的佛教团体。为了将青帮改造成为效忠帝国的团体，关东军出资让青帮组团访问日本，使之成为帝国政府的座上宾，从而闹出了一个政治笑话。
演员们的表演也可谓出色。针对导演的嗜好，一些青帮人物竞相投日方所好，谎称宗教信徒，隐瞒青帮真相。其实，如果没有与在东北的日本人团体的一唱一和，在东北军阀政治下处于边缘地位的绝大多数青帮人物是无法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因为且不说民间社会对青帮敬而远之者甚多，就是在伪满政府内部，大大小小效忠于日本帝国的中国人对青帮亦甚为反感。但是，这些仰人鼻息的中国人决不会冒着得罪受到日方垂青的青帮的危险而道出事实真相，因此，青帮演员表演得固然精采，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沉默，这台戏也是唱不起来的。
时下，关于战时日本帝国“学知”—学术知识受到研究者瞩目，从本文所考察的青帮代表团访日个案可见，关东军和其智囊对于东北青帮的认识与现实存在巨大的乖戾，他们认为青帮人数在一百万到二百万之间，通过整合青帮可以强化“满州国”的统治基础。但是，青帮访日后日本外务省通过驻东北各地领事馆的调查认为青帮人数低于一百万，而且青帮各组织之间缺少关联。此外，与青帮代表团会面的人中，有代表日本最高学术水平的学者，他们是近代日本宗教学创始人姉崎正治、东洋史创始人之一白鸟库吉、佛教研究权威常盘大定、道教研究第一人小柳司气太等，这些拘泥于文本知识的学者在增上寺面对青帮的文书和仪式，居然没有人识破其真面目！
值得注目的是橘朴所起的作用。橘朴在其主编的《满洲评论》上刊载末光高义的文章，强调利用青帮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性。鉴于蒋介石在上海利用青帮的经验，橘朴认为在东北也可使青帮为“满州国”服务。但是，包括冯谏民在内的访日代表团成员，没有一个人具有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的影响力。橘朴曾经尖锐地批判日本“支那学”严重脱离中国现实，但在投身关东军后，他失去了以往观察中国的内省精神。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中指出，“战前日本的失败即中国认识的失败。”在此，似乎还可补充的是，野村所说的中国认识就是帝国“学知”，所谓日本的失败也可谓帝国“学知”的失败。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0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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